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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开奖现场李斌:填补国人记忆开创《东京审
更新时间:2019-11-13

  【导读】今天(11月12日)是东京审判宣判71周年纪念日。此前2天(11月10日),著名历史画画家、文献式全景画《东京审判》主创者李斌做客第141期文汇讲堂《从画布上的“东京审判”看历史和未来》,分享了为何及如何创作文献式全景画《东京审判》的过程。其大海捞针式搜集史料的艰辛、寻求真实人物形象的不易及追求绘画创作中的美学创新精神等,深深感染了现场每一位听众。据悉,该油画于9月18至11月20日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展出后,12月13日将移展至北京抗日战争纪念馆,将边修改边巡展,最终永久保留在即将建成的东京审判纪念馆。今分享李斌主讲精要。

  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含中国在内的11个同盟国国家选派官在东京组成了远东军事法庭,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东京审判在世界司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开创了世界司法史上对于侵略战争罪责的追溯,从国家一直到个人。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一起,被公认为是二十世纪世界重大历史事件,对国际法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突破,其结果直接影响到二战之后的世界格局。用艺术的方式还原东京审判的全貌和价值对画家来说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这幅画至今已在三处展览过,都赢得颇多的关注。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历时四年半创作文献式全景画《东京审判》的缘由及如何将史学与美学结合的创作过程。

  对东京审判的关注来源于我此前画的油画《梦境——正义路壹号》,在这幅画的背景人物里,有当年参与东京审判的梅汝璈、向哲濬、倪征燠等法学大家的身影。在了解到当年叱诧风云的中国法学家曲折坎坷的人生命运后,我对这场似乎被国人遗忘的“世纪大审判”有了探究的兴趣。

  其实东京审判刚结束的时候,在日本老百姓的心中,在整个理论界,它是完全正面的,很多专家写文章都肯定了东京审判的正义性,但后来由于印度官帕尔,从一开始进入法庭就向战犯表达了他的意愿,他说“你们是无罪的”,他写的“个人判决书”里基本上否定了法庭最后对所有战犯的裁定。他的判决书公开了以后,日本的右翼借题发挥,不断试图否定判决结果的法律有效性。事实上,从1946年5月开始,在宣布成立法庭的前两天,日本政府里已经有了一个委员会,不断在商讨如何应对东京审判。

  2015年,我特地去了日本防卫省内东京审判法庭的旧址,发现展柜里帕尔的照片最大,资料也最多。帕尔是参与东京审判的11国法官中唯一坚持受审战犯全员无罪的法官,而展厅里的日本导览员,一个自卫队的军官,正以颠倒黑白的讲解为日本青年做着爱国主义教育,我惊讶了:原来日本是这样看待东京审判的。尽管中国是东京审判的重要关联国和参与国,并对审判做出重大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相当长一段时间,国内对东京审判处于“失忆”和“失语”的状况。这就促使我更想弄清楚历史的真相,并以绘画的方式让国人记住这些历史事实,希望将来不要重复过往的悲剧和苦难,因此《东京审判》的创作,正是秉持这样一种信念。

  2011年成立的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已出版了数部东京审判大型文献的工具书、研究论文集,为国内外学术交流提供了研究文献。那么,我作为画家,能不能做一件不可替代的事情?能不能用绘画的方式把东京审判用形象化的方式呈现给观众,让观众可以在较短的时间里,甚至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浏览过程中就可以对东京审判有个基本了解?有了这样的念头后,我先后拜访了曾任东京审判翻译并兼任检察官秘书的高文彬老先生和东京审判检察官向哲濬之子向隆万教授,当时向教授给了我很多资料和照片,并建议我寻求中心主任程兆奇的帮助。在史料的搜集上,程兆奇告诉我要去哪找资料,在他的指引下,我到台湾地区的“国史馆”、东京的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还特地去了号称“世界最大旧书街”的东京神保町,只要见到跟东京审判和二战有关的图集,几乎都买了下来。紧接着我到了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在那里足足泡了五个整天,把跟东京审判有关的图片几乎全部扫描或翻拍了下来,约有2500多张,同时还要将图片和说明对照起来。

  让我兴奋的是,美国国家档案馆有很多东京审判的原始影像资料,自开庭之日起,一支15人的美国摄影团队在现场不间断地跟踪拍摄了二年多时间,用胶片完整记录下了东京审判的全过程,但5天的时间根本看不过来。幸运的是,中心联合交大出版社出资买下了7000分钟的影像资料。

  我当时有一个“野心”,要把法庭上出现的主要人物,按照类别和范围尽可能找全。这在外人看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东京审判历时两年半,文献记载的有名有姓的人物就达四百余众。虽然手头积累了不少历史照片,手机开奖现场。还有影像资料可供参考,但要将这几百个人物从图片和影像中找出来,一个一个对上姓名,其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在此我要感谢美国的苹果电脑专家、我朋友阮镇基先生的女婿凯瑞,他主动帮助我将影像截屏成高清照片,通过他的指点,从普通的2.5兆扩展到8.2兆,使得我在图像的收集上有了第一手最高质量的依据,这也给我之后的绘画带来了信心。

  一般的历史画,画的都是定格的瞬间,而我要画的是动态的跨时空的巨画,并且还是一个非常繁杂的审判过程,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将审判过程通过画面推展开来,让观众能不间断地浏览。为此,我在文献资料和美术创作的融合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和努力。

  现在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展出的这幅画全长172米,庭审篇幅最长,从开始到最后有三种色调。第一是中国部分,文献层面(日本侵略者罪行照片与庭审文字摘彔)釆用深红色调;第二是苏联部分,文献层面是土黄色;第三是美国、太平洋部分,文献层面就是蓝色调。这在绘画里就强化了视觉效应,让观众不断有新鲜感。

  之所以称为文献式全景画,因为画面上的一些文字都是庭审记录里的内容,或者是判决书的文字和历史照片,这些分别印在画面的上端或者下端,通过这样一种史学和美学的结合,将审判中的一些需要让观众了解的文字和图档以其原始面貌直接呈现给观众。然后再用人物油画塑造的方式把这些人物画在文档底下,这样的结合既能让观众看到油画塑造的力度,知道了其中的人物,同时又能看到原始的文献资料。

  在确认史料的过程中,中心给我提供了很大的学术支持。在展览的介绍文字里,除了程兆奇担纲学术顾问外,担任史实审校和英日文史料选摘的有向隆万、龚志伟、赵玉蕙等多位中心的研究人员。后来我将梅法官之女、法学专家梅小侃也请进了我的“后援团”,帮助对画面上的文献记录做进一步的斟酌和精简。

  找全重要出庭人物形象是文献式全景画的重要基石,寻找印度检察官麦农的形象是一例。全画最重要的一张画是法官检察官的群英图,在11位检察官里,只缺印度检察官麦农,谁都不知道他到底长什么模样。试想一下,如果这幅画里没有麦农的形象,即没有22人(11位法官、11位检察官)的齐全组合。情急无奈之际,我向印驻华大使发了封Email请求帮助,没想到当天下午就收到印度驻上海总领事发来的照片。我一看,这个形象在影像里出现过多次,及至看到照片才知道他就是麦农。根据以往对印度人的形象认知,我在画布上勾画了一个中等身材的麦农,后来从影像中看到了他的站姿,发现他其实是个廋高个,于是马上刮掉重画,并且将他衣服的颜色从原来的深色换成白色。从绘画本体来说,有了白色块会增加画面的一种跳跃感,很有必要。

  关于旗帜的处理,必须忠实于历史演変的真实。通过资料可以发现,美国法官克拉默在庭长韦伯回国期间担任代理庭长,此时美国的国旗挪到了中间,可见国旗在东京审判中是各位法官和检察官背后的国家象征,非常重要。

  画中法官端坐高台的群像先后出现三次,每一次他们身后所代表国家的国旗都有细微的差别。开庭时段,印度和菲律宾的法官尚未到庭,国旗相应的只有9面。第二次和第三次,11位法官全体在座,背后的国旗都是11面,但印度法官身后的国旗却前后不一样。这是因为东京审判后半程,印度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1947年8月15日),1948年1月起,法庭更換了印度国旗。可见判决阶段的法官群像上,印度的橙白绿三色国旗替代了独立前的有米字图形的英联邦成员国旗。

  印度法官帕尔之所以认为罪犯全员无罪,也和这面旗帜有关,他认为日本人帮助印度赶走了英国殖民主义者,而这些殖民主义者也是带有血腥的。因此,整个东京审判的过程中,基本回避了殖民问题。作为一个画家,我认为在画《东京审判》的过程中,应该把这些有可能给今后的研究者带来思考的图像印记真实地表现出来。或许对将来研究关于殖民问题如何在东京审判中被规避的课题,印度国旗之变更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例证。

  开庭:东京远东军事法庭於1946年5月3日开庭,九位来自荷兰、加拿大、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中国、苏联、法国与新西兰的法官

  为最大限度还原历史,在证人和辩护律师的形象确认上也颇费周折。庭审篇幅中,可以看到检察官后边的证人并不是很多,可在辩方的战犯和辩护律师后边,证人非常多。原来在东京审判中,日本为受审战犯配备了超过百人的庞大辩护律师团队,这些人要想出现在画中的问题是,现存照片资料中有他们形象的数量不多,除了一些重要的证人和辩护律师有照片外,还有很多人根本没有形象和文字对照,那么如何找到並确认这些证人?在搜寻过程中,每当在影像里发现一个叫不出名字或吃不准的人物,我就立即截屏微信给赵玉蕙或龚志伟帮助辨认,最快时几秒钟内就会收到他们的回复。

  此外,我还在网上发现不少日籍辩护律师后来成为日本律师协会历任会长,料想律协档案中定有更多当年他们的照片,于是请在日本的朋友贺贝夫妇与律协联系,未果,再请王选女士出面相助。王选通过日本的律师朋友帮忙,果然从律协的档案里搜寻到好几位参与辩护的日本律师的资料和照片。依据这些档案照片,我在影像中寻觅他们在法庭中的形象。其中有一位律师被画上去以后,过了一个月再一看发现又错了,影像自出现另一个形象,更接近律协档案的照片,于是刮掉重画。通过大海捞针的方式一步步确认了证人和辩护律师的形象。现在我基本做到一个战犯后面就有一个日本籍的辩护律师,这样就完整了。

  作为历史画,除了确保文献的真实性,文献呈现的审美也让我念兹在兹。最具挑战的是文献史料的铺陈方式,这对我来说完全是新课题。去年油画在中华艺术宫展出的时候,我没有直接印在画布上,而是先印在印刷厂的普通画布,再绷到我的画布表面。展出时很多人提意见:字太小,内容偏多。所以我将画从中华艺术宫拿回来后全部重来,原先我用揭字贴的方式,在胶纸上一个一个字地抠出来,贴上画布再将颜色刷入。这样就会显出字迹的立体感,但是极其耗费人力。后来一位印刷厂的老总王顺先生给我支了个招,他提议可以用印刷多遍的方式,比如印字的时候叠印三四遍,让油墨堆起来会有立体感,字迹更清晰,并推荐了库总的大厂来承印,效果显而易见。

  人物的绘制在尽可能参照原版照片的基础上,我通过影像截图寻找到人物的头像与姿态。我画人物釆用了绣像模式,将绣像人物的呈现方式用在了油画《东京审判》中,为的是为东京审判构建许多个庞大的人物群像组图,而且通过油画描画,可以塑造得非常立体。画作最终是绘画本体的呈现,如果达不到绘画的专业高度,何谓作品的成功。

  具体而言,在人物塑造过程中,我的助手们先画人物头像,然后我在此基础上再塑造,画出我的风格特质。衣着不需要助手打底,我可直接凃抹,要狂放,要潇洒,但必须准确、到位。笔触、刀是堆砌的,塑造的感觉是强烈的。这实际上是为了引起观众眼球的兴奋,使其在观望中品尝其中的趣味。

  有人问及,我画的法官、检察官群英图在程兆奇的书作里已经印出来了,为什么重画?理由很简单:一开始我依据的照片,很多是闪光灯效果,对于新闻图片来讲沒问题,可对于我们画油画的人来说就缺少了立体感,胶卷视频截下来的图都是顶光效果,我决定全部重画,把所有的法官全部改成了顶光下的容貌。这样改工作量很大,但画面大大改观。

  审判中出现的人、事、物众多。要把两年半的审判一起浓缩呈现给观众的时候,每个细节都要在画卷中得以最接近真实展现,都要反复琢磨修改,要让观众感觉到你的塑造到位、精准、不可替代。

  在有关“开庭”的板块里,在法官和战犯之间,绘有一个控辩双方争论的场景。这个画面所表现的,是被称做开庭“第一辩”的“管辖权之争”。其中,日本律师辩护团副团长清濑一郎,被认为是辩方最强硬、最难缠的角色之一。美国辩护律师很多都是军人,其中的布莱克尼、弗内斯极其威猛,穿着美军军服坦然认真地为敌国战犯辩护。他在攻击法庭管辖权和适用法律之后,公然提出,“战事不是犯罪”。甚至将美国扔说成为"谋杀",美国首席检察官季南回驳道:"我们对此进行道歉仅仅相当于一个从办公室、工厂或者商舖下班回家的体面而无辜的人利用武力防止不法之徒剝夺其生命"。经过激烈的辩论,庭长韦伯最终宣布,对辩方提出的否定管辖权的所有动议“全部驳回”。画中的检察官们,呈现出初战告捷后的满足,和面对劲敌不敢掉以轻心的复杂表情。

  我在塑造这组人物过程中也修改了很多次,青濑一郎画完了以后,我又把他衣服全部涂掉重画,因为我发现他有一天穿的衣服完全是东亚款式的,领子很大,但不是和服,也不是中国传统的唐装,非常有特点,我当机立断就把服装换了过来。另外我注意到美国宪兵的头盔也换了三种,最早的时候戴的是白色钢盔,后来戴的是太阳帽,最后到判决的时候我们看到宪兵戴的已经是大沿帽。为显示威严,增添了佩带与枪盒的挂穗。

  关于细节处理,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例证。由于出庭人物来自不同国家,法庭配备了不同语种的翻译,因此现场照片及录影资料中,各类人物常常戴着耳机,如果据实描绘,不仅有重复单调感,还会影响到人物头部的完整。在判决阶段,判决书是用英语宣读的,这时候除了苏联法官,其他法官都摘下了耳机。选择这个节点绘制法官群像,既符合历史真实,又兼顾到人物形象的完整和画面美感。

  判决部分的视觉焦点,除了法官,就是被告了。按照法庭的实际情况,宣布判决结果时,是由韦伯庭长将被告逐个传唤出庭,宣读对他的判决的。如果按此组织画面,势必会造成画面的零散和重复。考虑再三,我在整个画面构成上将被告作组合处理。在法官席对面,有一块与战犯席底座等高的平台,25名被告分成三组站立在平台上。位于最前列的,是7名被判绞刑的罪犯;第二阵列是16名被判无期徒刑的罪犯;第三阵列,包括2名被判有期徒刑的罪犯和一排押解罪犯的宪兵。这样的画面,虽然是虚构的,却并不让人感觉突兀。这有利于观众一目了然,对最后的判决结果能有一个很清醒的认知。这是我在创作中的刻意处理。

  历时4年半,我的团队目前创作完成了这幅全长172米、高4米的油画,画中展示了参与东京审判的法官、检察官、被告、辩护律师、证人、法庭工作人员等各类人物450多位,加重复出现者,共计633人。在11月20日结束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展览后,将移师北京抗日纪念馆于12月13日开展。但这幅油画至今尚未完全竣工,仍须再修缮,这是我作为画家的自身要求,我必须要尽全力把它画得完善,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只要在我身边,我就得照顾好它。

  相关链接:程兆奇:71年后看,东京审判完全经得起司法正义检验141期提问